陈丕显同志在家乡的亲身经历

还没听说 · 发表于 2008-12-19 21:06:27

陈丕显的亲身经历：
   1960年5月在生产队食堂“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
   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地委、县委分别作了研究，并通知了南阳公社党委。龙岩地委、行署派了民政局一位姓马的局长，在公社党委副书记陈从忠的陪同下到我老家官连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布置接待我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家官连坑生产队和其他乡村一样，群众生活很困难，许多群众吃不饱，靠挖野菜、摘树叶充饥。马局长把这些情况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随即拨了4500公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7天的口粮，保证每人每天有三两大米。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这话的含义，大家心里当然清楚。随后，龙岩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又专程到南阳、官连坑，和马局长一起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和李应槐专员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传得走了样。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在场的公社副书记陈从忠见此情况，立即向前把下跪的群众扶起，劝他们说：‘这位是地区行署李专员，有困难他可以帮助解决。’他说完随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这批群众，叫他们到红专群众食堂去住宿。这些群众离去后，陈从忠遵照李专员的指示，赶回南阳公社去了。此时，县委副书记李升亮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也到了南阳。李升亮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廖诚、副书记刘在春、陈从忠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他们最感头疼的问题是，粮食产量怎么汇报？经商量，他们认为，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陈书记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不能后退！紧接着，公社党委召集全社生产队到化成农场开会。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给大家作报告，统一大家的思想和口径。他说，当前虽然群众生产生活有些困难，但整个农村形势还是很好的。南阳公社农业生产搞得好，去年亩产跨了《纲要》，是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受到县委、地委、省委和中央的表扬，这是全县和南阳公社的光荣。然后，他又告诉大家，过几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要回南阳来视察，但他不可能接见你们，只能接见军烈属代表。希望大家努力生产，搞好春耕，不要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南阳烈军属代表基层干部会议上“一位叫黄则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起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其他代表的发言，也纷纷指责县、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不顾群众饿肚皮’。面对干部群众的尖锐批评，在场的县、社干部个个面面相觑、低头不语，十分尴尬。我则心情沉重，十分难过。按理，县、社领导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应当感到内疚和觉醒，勇敢地与官僚主义、浮夸作风决裂。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烈军属代表会议之后，公社党委在公社后楼会议室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向我汇报工作情况。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在春仍按前几天县、社两级领导统一的口径向我汇报。当汇报到南阳公社去年粮食跨《纲要》，亩产800斤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严肃地说：‘老刘呀，你在上海对我说，我们公社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我听了之后就很怀疑，对你说，上海郊区各方面条件比我们公社好，他们都没有那么高的产量，我们公社反而有，你是不是在骗我呀？这几天，群众对你们的批评已经够多、够尖锐了，就差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了。可你今天还说亩产800斤、跨《纲要》，到这个时候了还要骗我呀！’‘老刘，我问你，南阳公社的群众没饭吃你知不知道？南阳公社究竟饿死多少人，你知不知道？’刘在春被我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接着，我又对他和其他干部说：‘你们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昨天，许多群众向我反映，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还有其他村子也饿死了一些人，你们说是不是呀？’刘在春被我追问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大声哭起来，哭得很是伤心。……我心里明白，刘在春不敢说实话，是因为心里有难言的苦衷。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谁说假话、大话，谁就是‘革命’，能得到表扬，当上先进；谁说实话、真话，谁就跟不上形势，小则挨批评，重则被打成‘右倾’，甚至被开除党籍。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舆论宣传影响和‘反右倾、拨白旗’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实话、真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他哭得那么伤心，知道他心里内疚和委屈，就安慰他说：‘你不要哭了，错了就错了嘛。这事不能全怪你，有的是上面压下来的。’接着，公社党委的其他同志都对我说了实话。南阳公社有两本账：一本是实际产量，一本是‘争红旗’的假账、浮夸账。正是由于报了假账、搞了浮夸，带来了高指标和高征购，购了群众的过头粮，结果导致群众缺粮、挨饿、饿死人。”
   1960年5月4日上午，“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我吩咐秘书把这些糠菜带回上海去，以后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作为警示。到了南阳公社所在地时，我又拜访了一些过去的亲友、同学，听到的都是一片哀声和叹气，群众给我们尝的、看的也都是糠菜，我又吩咐秘书把群众吃的树叶和野菜多带一些回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去。说实在的，要不是这次回家乡，亲眼目睹群众生活的悲惨，我是很难想像家乡的群众生活会艰难到如此地步。南阳是闽西闻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也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南阳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出现如此严峻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政策和干部的思想、作风等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即如何坚持‘三面红旗’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才刚刚开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还没有结束。如果我再反映这些问题，是否也会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被打成‘右倾’呢？但是我又想，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眼看为革命作出过极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如此挨饿，甚至饿死，我能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吗？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应当按党性办事，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反映，尽快地帮助老区人民解决这燃眉之急，渡过难关。为慎重起见，我得按组织原则办事，采取逐级反映和汇报的办法，以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离开南阳之后，我又顺路到闻名全国的才溪公社(乡)调查了一番。公社领导大概知道了我批评南阳公社领导的情形，所以比较真实地向我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困难和饿死人的情况。到上杭县委时，我把一路上了解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领导也比较如实地介绍了全县缺粮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县委领导反映，他们存粮有限，无力解决这么大的困难。我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地方解决不了，我就向叶飞司令报告，请求省里帮助。’随即我又赶到龙岩，向龙岩地委作了汇报，龙岩地委也反映了全区的情况，说全区普遍缺粮，上杭、长汀、武平、连城最为严重，饿死不少人了。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委书记来了之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已饿死8000人左右。我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夏粮登场之前，按照‘瓜菜代’、‘低标准’的要求，以每人每天0.5公斤谷子计算，除地区和各县自筹解决一部分粮食之外，需要请求省里支持650万公斤原粮(稻谷)。我用电话把这些情况向叶飞同志作了通报，请求省里对龙岩地区的情况引起重视，并支持龙岩地区650万公斤稻谷，以解决燃眉之急。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对我的汇报很重视，立即作了研究，并决定马上拨给龙岩地区650万公斤稻谷。福建省委还对全省的情况作了解，给全省其他缺粮的地县也拨了粮食，使全省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事后，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气愤之极！我们有些干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竟然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顾！更使人气愤的是，这位同志对此事至今讳莫如深，竭力否认！”(参见今晚报2005年4月24日12版、25、26、27、28、29日24版连载：《陈丕显回忆：我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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