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范博士”——记新丰街90号建筑（全面更新版）

独钓汀城 · 发表于 2009-1-6 08:43:59

本帖最后由原上草于 2021-5-25 02:27 编辑

“范博士”既是一个人名，他创造了长汀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世界性轰动；“范博士”也不仅是一个人名，它也是一栋楼的名字。今天，我来说一说这一栋楼的故事。
“范博士”位于新丰街。说起新丰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起“范博士”，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以老建筑为主的水东街，在太平桥头抬头看，只能看到三栋高一点的楼，一是土地局的办公楼（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二是大观庙；还有一栋就是很多人都叫不上名字的“范博士”。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栋楼，但是我却在里面住了十几年，从婴儿到初中，虽已离开近十年，但脑海里却时常浮现在“范博士”居住时的美好回忆。
“范博士”是以他的主人名字来命名的，他的主人姓范，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或者医生，但他凭借一篇论文在世界医界引起轰动，而这篇论文的主题，就是论长汀草药“鸡肫子”的药用价值。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始到处讲学，并用他的博士论文奖金在曾被日本鬼子扔下过三个炸弹，并留下了三个大坑的地方（老一点的长汀人应该都知道）建起了一栋供他学习研究的房子，三层，占地很大，有前坪、后坪、主楼和围房组成，用青砖和三合土构建，在8。8洪灾中，这所解放前的房子坚挺不倒，全楼几十口人得以幸存正是有赖于这种三合土的功劳。老人们说，这栋房子的三合土，是用米汤、猪血、赤砂糖、糯米及优质土夯成的，坚硬无比。范博士之所以在这块曾被轰炸过的土地用这种坚固的材料建这栋“范博士”，用意在于铭记国耻，也告戒自己及汀州百姓，我们长汀人民是不会被炸垮的。为了这个，他在建设过程中不计成本，天晓得这栋建筑面积650平方，占地700平方的大屋要花多少银子。
斗转星移，范博士全家都离开了长汀，有人说是出国了，也有人说是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范博士把“范博士”边上的一排房子赠给了一个贴身的待女，让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守护这栋寄托着他对国家民族希望的“范博士”。几经辗转，“范博士”的所有权由私转公，成为了某单位的职工宿舍。
我是“范博士”的住客，土著，在这里度过了十五年光阴。我的房龄里从出生开始算起的，我的记忆里充斥的也是那些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些人，那些事。童年时光是美好的，童年伙伴是纯真的，我现在仍能记起那些陆续搬走的伙伴们的名字：凯凯、小路子、大小伟、秀一、小小伟、秋秋、斌斌、荣生；我也至今感念院子里的那些慈祥的老人们，虽然他们大多已不在人世：爷爷、老李公公、老邓婆婆、老钟股长、邓云奶奶、老赖医生、老钟公公、惠玉婆婆、老修公公、老邱公公、月兰阿姨，我怀念院子里的那些花花草草：一丛紫红的胭脂花，两株广玉兰，三棵篱笆树，大中小，据说，在我不谙事之前，还有两株柚子树，上面的柚子很大很甜，爸爸说我小时候吃过。
月兰阿姨就是范博士留下来看护房子的侍女，很尽职尽责。记得小时候骂我最多的人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月兰阿姨，因为她不准我们在屋里“灿”，也不准在院子里爬树，她觉得那里范博士的财产，我们得爱护。月兰阿姨人缘不好，因为她不仅骂我们，也骂大人，她一直没有放弃范博士交给她的任务。但是大家都很尊敬她，大人们喊她阿姨，我们一群小毛头也是。她除了骂我们之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她很聪明，会做拉拉糖，就是把一锅糖稀拦硬、拉长、剪短，做成一两分钱一颗的小糖段。她做的拉拉糖很好看，五颜六色，最常见的是三种颜色：白的、红的、赤的、绿的（长汀话的赤，是指红糖的颜色，而不是红色），白的和红的是原味的，赤的是姜味的，绿的是薄荷味的，最受大家欢迎的是绿色和赤色的，绿的吃在嘴里“飞飞走”，凉滋滋的，赤的吃了满口生香。她其实很少做糖，但我们的嘴里却常年不缺糖吃，一方面她做的时候会小气地给我们一些，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她会把大量的糖用玻璃瓶装好后“BIANG”在衣柜里，我们怂恿他的大孙子小小伟经常可以拿到。月兰阿姨和我们的关系既近又远，但她的孙子小小伟却是和我同念一个托儿所的，小小伟很聪明，但不爱学习，经常被家长打，也爱玩。有时候为了和我们一起打游戏机，我们就怂恿他回家拿糖来换打游戏的时间，那个时候的交换并不只存在于商人们之间，小孩们之间的交易才是最直接的，只要你情我愿，谁也不去管什么等价交换原则。小小伟真的很聪明，不管他奶奶怎么防他都没用，把门锁了，他会爬窗，把窗关了，他能找到放钥匙的地方。小小伟是一个很实诚的人，没什么花花肠子，有一次他把小叔的毛主席像章偷了好多出来给我们玩，我们小孩们眼馋，一下子就把一大堆像章给抢了，他回去被小叔狂揍，要知道他小叔可以当过兵的，被小叔揍的感觉可不太好受，最后他被小叔押着来把像章一个一个的要了回去。他的这顿打完全是因为我们才挨的，但他不记仇，知道我们喜欢玩这个，还经常去把它们偷出来让我们去玩。他不爱读书，毕业后去做了厨师，现在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厨师了，已经在长汀一家很好的宾馆成为了骨干。
精通堪舆的爷爷经常说，“范博士”这栋房子风水好，他举出的例子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出生的孩子全是男的，无一例外。凯凯、小路子、我，老李公公的孙子，老胡公公的孙子，老种股长的孙子，老赖医生的孙子，言无不中。小路子和我们玩过几年，后来搬家了，他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深。几位公公的孙子出生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其中哪个小孩都尿湿过我们的衣服，但毕竟代沟太大，我们更多的是与他们的父辈、祖辈有交情。凯凯从小就是我的偶像，会读书，会玩，我小学三年级之前都是跟他混的，他比我大三岁，暑假里每天早上五点钟带我去环城公路跑步。他跑得快，我小跑不动，经常跑得肚子痛，他就跑一段回来鼓动我接着跑，还教我憋气治肚子痛，没什么根据，但很有效。为了带我出去玩，他还帮我做作业，一般情况下是他动嘴，我动手，把他说的写上去。秀一是惠玉婆婆和老修公公的外孙，和凯凯是同学，大小伟住在隔壁，也是他们的同学，我们四个经常一起玩。秀一和大小伟都不爱学习，爱打游戏看小说，大小伟其实很聪明，他嘴里一直唱着不知哪学来的歌谣：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从小一直唱到高中，他真的聪明，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月兰阿姨的关系，我们不能在自己家里尽情玩，就跑到他家玩，打牌，喂他们家的獭狸，仅管气味很难闻，不过小孩和动物有着天生的好关系，每天别喂獭狸也成了一种享受。秀一的父亲是船上的大副，一年里倒有半年在外头，他妈妈要上班，就把他放在了外祖父家，秀一是他们家大姐的儿子，几个舅舅都宠他，给他买了很多玩的，包括当时很流行的手掌机，他一个人就有三个，我现在手里还有一本他借我的武侠小说。大家搬走后联系就少了，大小伟在南京上学，毕业后回了长汀，收入很是不错；凯凯读的是军校，技术型军人，现在留在福州；秀一没上大学，去和他舅舅学做生意了，去年刚结婚，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老李公公和老邓婆婆有一个巨大的家庭，斌斌、荣生、秋秋都是他们的外孙。我们一起在他们家疯，打碎过镜子，揿翻过大床，弄破过被单，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常被家长打得半死，不过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两家人关系最好，现在每年大家都还聚聚，可惜老李公公和老邓婆婆在06年双双离去，令人徒增不少悲伤。
邓云奶奶和钟股长是广东人，人特别特别好。钟股长退休后承担起了接外孙女上下学的工作，还有接我。钟股长的外孙女是一对双胞胎，长得很漂亮，叫莹莹和妮妮。我家长上班忙，没时间接我，钟股长就主动承担了接我的任务。每到下课，钟股长的自行车上坐着三个小孩，一个小姑娘坐在前杠上，两小孩坐在后面。邓云奶奶长得很文秀，是知识分子，说话的那个声音，比吴侬软语还要温柔和悦耳，我记忆中的邓云奶奶一直都是微笑着和人家话的，还有她一直爱穿钟股长自己做的木底木履，我知道，那是她们的爱情信物，因为当年钟股长就是凭着一双手制木履打动了美丽的邓云奶奶的心。如果说林徽因是女子中的一个极致，我觉得邓云奶奶不会比她逊色分毫。
爷爷和我们一起住，那个时候的他还年青，刚从行政的岗位上退下来，更是写得一手好字，每到春节就主动承担起了为大家写春联的任务，每年“范博士”家庭的春联上的字总是那么的有力。
“范博士”的生活是很和谐的，甚至有点田园牧歌的感觉。家家都有几只鸡，早晚的时间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工作时间，放鸡到院子里吃青草，喂米，赶鸡回圈。鸡在吃米，我们就在那儿背书，或是掐几朵胭脂花揉碎，把红色的汁水儿涂到别人的脸上，或是采一大把胭脂花种子，把小黑豆当成子弹来弹人打鸡。那时的公共电费是不用每家人均分的，我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由于“范博士”是一栋老式的房子，厕所是比较落后的，需要请人把东西不错地挑走，但那个时候兴农家肥，经常有农村人来买，我们把他们叫“挑尿水的”，他们三两天就来一次，一次我们能有五六毛钱的收入，这足以支撑一个小路灯的电费和灯泡费。
“范博士”的孩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家里一周只吃两回肉。所以一旦谁家里吃肉了，总要给邻居端上一碗，曰“给孩子吃的”，谁家吃好菜了，大家也总是湊过去夹一筷子，过年了，年糕总是自己炸出来的送人的多于自吃的，人送的多于自炸的。孩子们更是没脸没皮，走东家窜西家，家长也不担心吃没吃饭，因为孩子总是别人抱着送回来的，吃得饱饱的，睡得很香。
渐渐的，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买房的、盖新房的，终于在99年前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搬走了，“范博士”一下子就空了下来，徒留过往旧事在那栋旧房子里回荡，当然，还有大家其乐融融的那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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