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客居济南60载的八旬长汀老人的回忆(5)

青发渔樵 · 发表于 2015-12-1 14:24:50

古城镇的记忆

我自1934年出生到1960年结束休学返校，在古城镇生活了20多年，记忆中的古城镇，民风淳朴，一派祥和、安宁、繁荣的景象。

古城镇是福建的西大门，是古代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关卡，是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是军事要冲与闽赣边陲的贸易集镇。据考，汀州设州、长汀县建县始于唐朝开元24年。五代时，王延政割据闽西，为防备南唐入侵，特在长汀县城西50里的桃源崠山脚东侧筑城，派重兵守卫，取名“古城寨”，即今之古城镇的前身。

旧时的古城镇不大，有一条河，叫贡水河，河上有一座古老的双孔石桥。有一条主街，大致呈东西走向，分上街、中街、下街三段。以天后宫为界，天后宫以东是上街，天后宫至石桥段是中街，石桥以下，街道由东西转向西南，为下街。与中上街相比，下街的商铺更密集，赶集时也最热闹。

还记得小时候，古城镇的半大孩子们打架的情景。上中街的一群孩子与下街的一群孩子隔着石桥对骂，还互相投掷瓦片和石块。后来下街的孩子仗着人多势众，冲过了石桥，中下街的孩子吓得作鸟兽散。

在汀州，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天后宫，古城镇也不例外。天后宫是古城镇最大的庙宇，很宽，也很深，有好几进，还有后花园。天后宫里面供着的是妈祖娘娘，因为妈祖在清代被封为“天后”，她住的地方就叫“宫”。妈祖娘娘本发祥于福建泉州莆田嵋洲屿，是为沿海人民护航的航海女神。汀州的客家人最初引入此神是为了保护汀江运输安全，后来逐步赋予她救苦救难、送子护婴、国泰民安、功名遂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功能，成为一个全能的山区女神。

我五岁半上学，上小学的前两年，小学临时设在天后宫。天后宫离我家不远，大小便我都跑回家解。有一天，我憋坏了，一边往家跑一边哭，父亲起初还以为我被人欺负了，知悉后，哭笑不得，又疼又怜。

记得我未上小学时，在上街东头的一个广场上开建古城镇小学，已经破土开工，砖都垒了一人高了，我还经常过去玩，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停工了。后来古城镇小学改址，修建在了中下街接合处的北面。我大约上三年级时从临时当小学的的天后宫搬到了那里。

我小时候，古城镇还残存着五个碉堡。碉堡虽是土夯的，但很结实，有两层楼高。这五个碉堡分别位于上街的东头街北、天后宫的北面、天后宫对面广场的南面、贡水河石桥的南端、下街的南端。

一个小小的城镇为什么有如此密集的碉堡？我猜测很可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军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所筑，因为整个抗战时期，日军铁蹄始终未踏入闽西。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战术。结果碉堡战术非常成功，完全击中了红军的要害。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向红军苏区各战略要地缓慢推进，红军无法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和运动战。红军简陋的武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靠以往的人海冲锋又会遭到碉堡中密集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这是国军第五次围剿红军成功、迫使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

古城镇人过旧历新年要制作腊货和年糕。一进农历腊月，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会挂满腊货，林林总总，十分丰富。有鸡、鹅、鸭、猪耳、猪舌、猪脸以及心肝肚下水等。先在酱油中加入作料，再把要腊的东西浸泡其中一段时间，然后吊在房檐下风干。宴客时，先摆盘端上意思意思就撤下。

再就是做年糕。因为这个活挺消耗体力，一般几家人合伙做。先把糯米浸泡一两天，然后干蒸，蒸透后倒进一个很大的石臼内，四五个人围着石臼，每人拿一根专门的木棍使劲捣石臼内的糯米，直至没有米粒，再一由人在案板上做成长约一尺宽、三四寸厚的长方形米团，按比例切割，分给大家。为了久存，可用某种树枝煎水浸泡，能放很长时间。还做一种油炸糕，是用江米面加上红糖，做成比乒乓球略小的丸子，用油炸熟，它能存放个把月。

年三十的前一天就要打扫卫生，贴好春联、门神。年三十的当天，在祖宗或神佛前上供养，点上蜡烛，焚香烧纸。供养的祭品除果品外，三牲绝对不可少。三牲指的是煮熟的白条大公鸡一只、带皮并烧的皮通红的一大块方形猪肉和一条两三斤重的鲤鱼。也可以放些炸好的年糕等。

年三十夜晚，菜肴总是很丰盛，白斩鸡是必备的。白斩鸡是客家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宴请亲朋必有的一道主菜。白斩鸡的做法是，先用清水把鸡炖熟，再将鸡切成块状，然后用沸腾的盐葱姜水一遍一遍反复浇，直至浇透使滋味融进鸡肉中。用来做白斩鸡的一般是阉过的公鸡，公鸡从很小就阉，这样长起来的公鸡肉多且肉质较嫩。快过年了，就把阉过的公鸡单独关起来，像填鸭一样去喂养，等过年时宰杀。

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古城镇深夜有“净街”习俗。大约二更时分，上、下街的两尊神仙分别被人们抬着，交叉巡街一圈，一边走一边敲锣，“当~~当~~”，声音凄凉恐怖，告知人们深夜禁止出门活动。

大年初一，除了串门拜年，还玩一种类似赌博的小游戏。有人在大街上摆一张八仙桌，放个大碗，碗里盛有四个骰子。玩的时候，象征性地放点钱，拿起骰子，向碗里一掷，如果四个骰子，朝上的面显示正好是三四五六，便是赢家，如果显示一二三四，就是输家。

古城镇平时还有个与众不同的习俗，就是女人做客可以带回家菜品。每逢宴会，女席上，每人桌前备有一只碗（男席不这样），菜是随做随上，上一个菜，女人们夹一筷子吃后，可以往自己的碗里夹一点，这样宴席结束时，自己跟前的小碗里也差不多满了，宴会结束后，女人们就会给家里的娃娃带回丰盛可口的肉菜。每当妈妈们做客回家，就是孩子欢呼雀跃、大快朵颐之时………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花朝节”，是古城镇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古城人张灯结彩，到处都喜气洋洋；街路上更是载歌载舞，马灯、龙灯、船灯和花灯齐上阵，迎神队伍则抬着妈祖娘娘、关圣帝君、五谷大神等各种神仙游行，沿路的村民都要设置烛台，焚香照烛、燃放鞭炮迎接，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时至中午，每家每户都亲朋满座，笑语喧哗，非常热闹。

白天热闹，晚上更热闹。晚上天后宫会搭建戏台，请专业剧团来唱大戏。印象中汉剧较多，像《断桥》《白蛇传》《关羽战黄忠》等，大都取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最恐怖的印象是《十八层地狱》。

“花朝节”其实就是庆贺花的生日，又称“花神节”等。据传，“花朝节”盛于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因为武则天嗜花成癖，后来上行下效，从宫廷到民间都流行开了这种活动。

北宋以后，“花朝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增加了种花、植树、摘野菜、祭神等活动，文人墨客赏花吟诗作画，青年男女则漫步花丛谈情说爱，有些地方还演戏，引得成群结队的游客前来观看，形成热闹的庙会场景。

“花朝节”起源于中原，长汀是客家首府，祖先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为了不忘祖先，他们继承了中原的许多生活习俗，其中就有“花朝节”这个传统节日。

小时候见过古城镇“上刀山祈雨”的情景。地点是在贡水河分叉所形成的一个“绿洲”上，广场中央矗立着高高的树桩，左右两侧各插着10多把钢刀作为梯级，在完成一系列的祭拜仪式后，一名勇敢者赤足裸掌，手脚并用，缘刀刃徐徐而上，直到桩顶。而后吹响牛角，响起鞭炮，庆贺成功。

古城镇还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村镇。苏维埃时期，这里曾发生过震惊闽赣的“古城暴动”事件。1929年11月20日晚八时，县委书记段奋夫、汀西党委负责人李国玉、直接领导农民暴动队200余人，会合古城团防局起义队伍40余人举行暴动，截获从长汀逃往古城镇的国民党长汀县长丘耀丽，公安局长郭瑞屏、法官曾冠群、教育局长林永章、举人张选青、商会会长谢章侯、副会长丘海楼、税务局长游南轩等八人（其中邱耀骊、曾冠群2人被当场杀死）。23日，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汀西革命委员会。会上临时革命法庭公开宣判以上8人极刑并立即枪决。会后，汀西革命委员会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粮财。发放谷子500多担。同时暴动队赤卫班长胡海青等人前往汀州向红四军报捷，毛泽东、朱德奖给暴动队15支日造五响盖子枪和黄鬃马一匹。在毛委员、朱军长的关心下，汀西工农武装不久即发展成拥有数百人，一百余支枪的长汀县古城镇汀西游击大队，刘宜辉任大队长，黄继烈兼党代表。古城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革命烈士谢发玖等68名………

我曾亲眼目睹过国军抓壮丁之惨景。小时候，我家曾借宿过一队国军新兵，这一波国军士兵是刚刚抓来的壮丁，被绳子拴着，连睡觉都不解开。一天早晨，部队开拔，有一个新兵身体虚弱，躺在床上呻吟不停，起不来，一个军官二话不说，拿起皮带照着那个新兵劈头盖脸地往死里殴打，打得那个新兵撕心裂肺地惨叫，这惨叫声穿越60载仍撞击着我的心扉………

考大学的前前后后

我参加高考的决定是很匆促的，在高考前不足两个月才定下来。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高考这件事。一来是我结合农村工作练习写作越来越得心应手，见报的文章在文体上和数量上都越来越多,我深深感到要想学会写作就不应离开农村。我由热爱写作而热爱农村，觉得长期呆在农村也不错。其次是我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哪能考上大学啊，想也别想。后来发生一件事，使我去意已决，破釜沉舟去报考大学，希望由此来改变命运。

1955年12月16日，县团委书记陪同一位干部来到我住处，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那位干部到我屋里看了看，看到我桌上有很多杂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含蓄地表扬我：“基层机关，喜欢看书、订杂志的人不多呀！”临走时，他对我说：“你可以多为报纸写点民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来看我的是《闽西人民》报社负责人，他是来侧面考察我，想调我去报社当编辑。不久，报社即致商调函到长汀县人事部门，但遭婉拒，藉口是要留我办县报。这件事，很快就传开。这一时期，我追求进步的各条路几乎都被堵死了，年轻的我很不心甘。正巧1956年，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在职青年报考大学，我便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

下定决心时离考试时间已不足两个月。我做了一下估计，考试一共四门课程，即：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我认为政治与语文问题不大，但历史地理却没把握，于是赶紧借来中学历史地理课本，一边工作，一边阅读，为了完成学习计划，也曾通宵学习过。

高考考场设在离长汀县城二三百公里的地委所在地~龙岩。我所在的县城有七八十个干部（考上的不足十人），分乘两辆大卡车去考试。我们集中住在一起，睡地铺，条件很差，洗脸刷牙都要到附近小河去。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发起高烧来，坚持考完试，浑身酸痛，精疲力尽，赶紧去医务室弄点药吃，才渐渐好了。

我报考的志愿排在最优先的是北大和复旦，专业则是新闻系和历史系。山东大学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其原因是它创办了一份享誉全国的的杂志---《文史哲》。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1954年在全国展开的批判以俞平伯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观点。这场批判就发端于山东大学。山大中文系毕业的两个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首先发起对俞平伯研究观点的批判。据说他们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老师的支持，后来还得到毛主席的表扬。其次，山大的校址在美丽的青岛，四季如春，冬暖夏凉，是个避暑胜地，也是十分诱人的。1958年9月学校迁往济南时，学校领导为打通大家的思想，开展讨论时，从南方来的同学（估计不下半数）都有学校在青岛而报考山大的情结。

在考大学这件事上，有两个人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一个是当时的县教育科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的薛兄（名字忘记了，他有个孩子叫薛秋坪，1957年生人）。他是大学生，据说解放前夕，他在大学既参加了国民党，又参加了地下共产党，解放后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我们既不在一个单位，又不是一个系统，以前我也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他是从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从而知道我而主动结识我的，共同的爱好使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

那时，本县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通过报纸而知道我的人不在少数。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有一天，团县委的一个干部（以前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来到我工作的区公所，对我说:你在《福建青年报》发表的杂文（那篇《也谈“他妈的”》）很有教育意义，应该为团的工作多做点事情。随即他召集机关团支部开会，在会上宣布由我担任机关团支部书记。这分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后来不几个月我就上学去了，团支书的工作实际也没怎么做。

再说薛兄认识我以后，他又向我介绍了范润光等三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我每次到县里总要到薛兄的宿舍，常常吃住在那里。我离开长汀去上大学前一天曾去找他，但那时他已被审查，失去自由。同年底接到过他的一封信，从那以后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得知，他和另外两个朋友都被打成了右派。

和他交往日子里，他曾诚恳地建议我看写语言文学基础知识方面的书，他还送我一部巴人的《文学论稿》。在他的建议下，我调整了订阅的几种杂志，突出了语文基础的学习刊物，其中就有《语言学习》（而且一直订到大学期间）。这些学习对我考大学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为我的语文考试增分不少。

还有一个人，在最终促成我报考大学并顺利完成报考手续上，对我帮助很大。假如没有她为我弄来有关高考的一切信息，没有她的关心和鼓励，我即使有心也恐怕不会这么很顺利。她叫蒋笑钗，是从龙岩农校毕业分配来的。那年我们一起参加了高考，她考上了济南的山东农学院，我考上了青岛的山东大学。

一路辛苦去山大

1956年8月20日左右，我接到山大入学通知书。我随即打点行装。行装很简单：一条棉被，一条褥子，一顶单人蚊帐和一只装有衣物的破皮箱。从会计处领了180元做路费（按当时规定，工作满三年的就可以报销去上学的路费）。我乘公共汽车到县城，想找几个朋友了解一下，是否有去北方上学的，好一块结伴而行。但当时县机关正在审干，我接连找了几个朋友，都因被审查不能会客。我只好找一个旅馆住下。碰巧有一个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学生也住在这家旅馆，他很痛快地答应我和他一起结伴同行，这让我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的人心中踏实了许多。

第一天坐车的终点站是瑞金。途中经过我家乡长汀县古城镇，事前我已经去信告知母亲，因报到日子快要截止，不能回家了。我母亲便早早来到车站，家在车站附近的一个亲友还特意做了几个菜为我饯行，他对我能考上大学非常赞赏。盛情难却，我匆匆吃了几口，便拿着母亲给我的缝制的衣服上车赶路。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到能坐火车的地方没有直达的汽车，路程并不远，但走不了百十里就要换车。换一次车就得住一宿。其间还坐了半天的轮船。那时的公路质量很差，路面湿沙土铺成的，路也很窄，对面会车，得先找宽一点的地段来错车。汽车行驶起来，晴天是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这时正值稻谷收成季节，公路两边的稻田里满是干活的农民。他们大多赤裸着上身，皮肤黝黑，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全靠双手把谷粒摔打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有的人甚至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车上的女乘客都不敢往车厢外面看。车厢也是炎热难耐，车厢里没有空调，连电扇没有，任热浪肆虐。汽油味、汗臭味和热浪混在一起，让人窒息。

走了两天，在一个叫抚州（江西省）的地方，我就顶不住了，住在旅馆里，又发烧又胃痛，不能吃饭，好在那个同伴相当照顾，休息了一天，只好继续赶路。接下来是乘小火轮走水路。小火轮很小，人和货物都挤在一起，人们横七竖八，有的坐有的躺，空气污浊，又脏又热，又勾起我头晕胃痛，加上晕船，昏昏沉沉，到中午十二点终于到达江西南昌将近的一个小站，换乘去上海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

登上火车，看到宽大的车厢，坐在宽大的有高靠背的木椅子，比刚坐过的小火船舒服多了。加之乘客不多，空气也好多了。我坐下不久，顿觉头不疼了，胃也不痛了。听着火车运行时有节奏的“哐当”声，就好像听的是音乐。车又快又稳，看窗外飞来快后退的景物，非常惬意。当天傍晚到达上海，同伴帮我找了个旅馆，并带我逛南京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城市，街道灯火通明，商店门口的各种颜色的霓虹灯闪烁不停，大开眼界。那天恰是星期六，人行道上行人很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几乎被拥着走，走了一会儿我便回旅馆休息了。

第二天，我便独自一人乘火车到南京。那时长江还没有桥，过江由渡船把火车车厢连人渡到对岸，然后由等在那里的火车头，拉着火车厢到浦口火车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上车时，碰见一个福建来的人，他自称上北京开会，提着两个箱子，人又胖，行动不便，请我替他拿一只箱子。我拿着他的一只箱子奔向火车厢跑去时，他突然又要回箱子自己拿。我看他身体很胖，提着两纸箱子，着实费劲，就再三向他解释，要帮他忙。但他防范之心很重，也只好作罢。

火车经过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山东济南，于次日凌晨五点，到达终点---青岛火车站。出得站来，山大派来接新生的汽车早就等候在那里。这天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来的新生已经不多了。在我坐的吉普车上连我一共两人，交谈起来，才知道他也是从福建来的，是福清人。我们竟成了大学同学中最亲密的挚友。

初到山东大学

我来到青岛的第一印象便是，青岛真美！这里到处绿树成荫，花草飘香。马路整洁，空气清新，天空澄澈，碧空如洗。许多建筑造型美观，风格各异，千姿百态，令人赞叹不已。不少小巧玲珑、绿墙红瓦的小洋楼藏在树林丛中，若隐若现。山大坐落在海滨，环境优美宁静。附近的海水浴场、鲁迅公园和青岛栈桥，都是同学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

山大的校门由两个用石头砌成、直径约一米的圆形柱子构成，中间一个大门，两边各有一个小门。进的门来，迎面是一个二层行政办公大楼，楼顶中间有一个约两层楼高、四四方方似钟楼的建筑，在他上面还有一根不短的旗杆。

大楼周围有许多花草树木，错落有致，赏心悦目。绕过大楼，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大道，直达第三校门。大道东面也有一个长长的独立小院，住有不少教职员工。再往后走，有学生宿舍楼和教学楼，都建在地势较高处，这些建筑背靠八关山。

学校的绝大部分建筑都在大道西边。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来往人流最多的水泥路，直通第二校门。有一栋名叫“学习馆”的大楼，我们就住在这里。有一个地下室，那里可以打乒乓球。地下室下面还有一层，很大，但没有任何设施。防空时我们就在那儿躲警报。据说地下室通往很远的地方。

从第二校门出去不远便是海滨浴场。山大在那里专门建有一个更衣室，供去游泳的同学存放衣物。我趁热天去过几次。在海水中游泳和在河里游泳很不同，海水咸自不在说，而且浪高、阻力大，游泳特别费劲。不远处便是鲁迅公园。中山公园、栈桥都离学校不远。青岛最繁华的中山路也不远。

有一次还闹了一个笑话。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中山路看见一家西餐馆，便相约走进去。当我们点完几样菜等待时，服务员端来面包和奶油，我们一边挥手，一边急忙嚷道“不要，不要。”服务员先是一愣，接着说“你们不要，我拿去吃了啊。”同时做伸手拿面包状，我们这才明白，这是免费的。于是又急忙嚷起来“要！要！”服务员笑了，我们也笑得不亦乐乎。真是出了不小的洋相。

中山路上有一个百货大楼，设有一部电梯。当时有电梯的百货大楼很罕见，我也是第一次见。那时的电梯和现在的电梯相比，简直简陋得不像样，只能说是一个包了一层铁皮的大木盒子，里面光秃秃的，任何按钮都没有，电梯的升降由大门的工人负责，只有等电梯里挤满了人，才启动。那时，我们都感到十分新奇，有事没事去坐几回。

报到的第二天，历史系新生在中山公园开了联欢会。由于生疏，联欢会没大欢起来，倒是后来三五人分散自由活动，有许多欢声笑语。几天后，学校开了迎新会，由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陆侃如教授讲话，据说原校长华岗刚刚被隔离审查。

高年级的同学非常钦佩、崇拜华岗。华岗理论水平高，出口成章。据说他的大会演讲如实记录下来，不用改动修饰，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后来的校长是成仿吾，作为长征老干部和“创造社”元老，他威信也很高，只不过不擅长演讲。每当学生问他当年与鲁迅打笔仗的事情，他总是闭口不言。

我入学那年，全校有文理两大类，共八九个系，四五千学生。开学后，我们历史系一年级新生分成三个班，每个班分成若干小组。虽分了三个班，但一切活动，包括上课、开会等都以年级为单位，所谓班级几乎形同虚设。56级历史系新生约一百人，其中女生6人。新生中接近半数来自南方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调干生，所谓调干生是指在职三年投考者。这是因为1956年，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在职青年报考大学。正因为有这么多在职干部考来的，所以学生年龄不仅偏大，而且也很悬殊。最小的18岁，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者是孙坚奋，当时已33岁，入学前已是山东胶县教育局副局长。他们之间相差了15岁。

我们常去上课的教室没有课桌，只有右边带扶手的单人靠背椅，上课时自行选座位。不点名，不清查人数。但同学们都很自觉，很少无故缺课的。

教室卫生由一位管理人员打扫。这个人是一个“白俄”（对苏联十月革命时逃来的俄罗斯人的称呼）。那时必修的外语是俄语，有的同学喜欢和他交谈，来增进俄语水平。这个老人很和善，很乐意和青年人交谈。

课程主要安排在上午，下午多为自习课。没课的时候，我喜欢到阅览室自修，特别是在冬天，那里有取暖火炉。

校食堂采取饭票制，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2元（饭票）。如果不够，可以到膳食科再买些饭票。但饭票是按照定量供应标准供应，如果超过定量，则要附上粮票。当时大学生的定量是每月33斤，按比例，分粗细粮供给。学校还设有少数民族食堂、留学生食堂、教工食堂。另外还有小卖部，专门供应特殊饭食，如煎包、面条、水饺等，不过要吃这些得预先订。

我从南方千里之遥来到北方这座海滨城市，一开始就有诸多不适应。

首先是水土不服。一到学校就闹起了胃病，食堂早餐只供应馒头，我从未吃过馒头，乍吃起来，觉得既不甜也不咸，无滋无味，难以下咽，全靠米汤冲进胃里。吃时困难，吃过后更难受，又是烧心，又吐酸水。胃痛几乎伴随我大学生涯，我的体重一直在九十斤左右，十分消瘦。

其次是失眠。晚上入睡难，睡着后也极易被吵醒，被吵醒后又很长时间难以入睡，甚至对下铺翻身也很敏感。后来经保健科批准，和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住在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眠才渐渐有了改善。

刚入冬不久，便下了一场大雪。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雪花，纷纷扬扬，飘洒下来，煞是好看。我兴奋激动地跑到院中，让雪花尽情落满全身。但随之而来的是急剧下降的气温。差点把我冻出病来。我也从未经历如此寒冷的冬天。随身带来的被褥衣物根本不足以御寒。当我购买了棉衣裤和被子时，已经冻感冒了一个星期了。整日咳嗽，流鼻涕，十分狼狈。而且手足都得了冻疮。

再次，在语言交流方面，也有许多差异。比如，自行车，我们家乡叫脚踏车。母亲的父母，我们叫外公外婆，这里叫姥爷姥娘。媳妇我们那儿是指儿子的妻子，丝毫没有指自己妻子的意思。还有，凡是入口的，我们统统都叫“吃”，如吃饭、吃水、吃茶、吃烟，不像北方分得这么严格，吃饭、喝茶、吸烟。在我家乡，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小学仍用方言授课，结果很多字的发音离普通话很远，如“青岛”，我们读“qiangduo（枪朵）”，茄子读成“quezi（瘸子）”。有一次，食堂卖红烧茄子，我说“来一份红烧quezi”，引起哄堂大笑。

在我的家乡，省内各县的车站以及火车的广播都是先用本地方言播一遍，再用普通话播一遍。放映普通话电影，都加字幕。

还有一件事令我尴尬。就是我们南方人毫无方位概念，不知东西南北。在家乡给人指路，就说，往前走，再往左拐，然后向右拐。一次我在青岛问路，人家告诉我“向东走再向南走”，我越听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