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第二任夫人-陈碧英，是中共第一位女市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汀州市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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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董必武第二任夫人-陈碧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市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董必武第二任夫人-陈碧英


陈碧英，董必武的第二任夫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她，6岁时就随母乞讨，忍饥挨饿，受尽磨难，15岁时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此投身革命。

陈碧英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随母亲乞讨，受尽人间凌辱和磨难。十五岁时经女友陈香莲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比投身革命。陈碧英办事果敢，斗争积极，1928年，她二十岁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0年年底她被党组织调往福建省汀州市，次年1931年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1928年，陈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底，她被党组织派往福建省汀州市开展地下工作。1931年，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有一次，董必武到长汀去做调查工作，当天晚上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不慎马失前蹄掉进山谷。大难不死的他摔成了重伤。当时苏区缺医少药，董必武的摔伤久治不愈，后来又不幸染上了疟疾，这下病势更加危重。于是，陈碧英每天守护在董必武身边悉心照料。疟疾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病人时冷时热，间歇性发作，而且病的周期很长。当时的苏区因没有医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所以病人只得受着这种长期折磨。为了尽快治好董必武的疟疾，陈碧英不顾危险，独自冒雨上山采集草药并亲自熬好，坚持每天盯着董必武把汤药喝完，然后再把特意为他碾制好的跌打损伤药敷在伤痛处。在陈碧英的精心照料下，董必武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身体开始恢复健康，心情也愈加好了起来。陈碧英虽然没读什么书，但她对董必武体现出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使董必武很受感动。此时，董必武与原配夫人黄俊贞己失散四年。于是，身为中央红军党代表的毛泽东特地把陈碧英从汀州调到瑞金，安排在邓颖超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并要邓颖超尽快玉成这桩好事。就这样，董必武与陈碧英很快走到一起。

    董必武和陈碧英的结婚申请报告很快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在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里成婚，新婚用品也只有一床夹被和一床旧毛毯。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董必武和陈碧英这样的革命夫妻，贫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夫妻二人相互取长补短，其乐倒也融融。贫苦出身的陈碧英认识很多可以吃的野菜，更有一手加工烹制野菜的好手艺。对此很感兴趣的董必武经常跟随她上山挖野菜，还边挖边学习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有毒会吃坏肚子，甚至有生命危险。而这些知识，使得董必武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受益很大。多年之后，董老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曾说：“我从碧英那里学到了识别野菜的本领。如果没有这套本领，我可能会饿死，也可能被那些不能吃的野菜毒死。”

    1934年7月，中央机关开始从叶坪、沙洲坝西迁，于是董必武夫妇又住进了云石山梅坑村一户大祠堂里。不久，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开始长征，当时中央要求所有参加长征的人都要检查身体，体重不够的人按规定不能参加长征。到医院体检时，陈碧英因体重差一斤被刷了下来。在董必武的一再劝说下，陈碧英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丈夫和部队，返回了家乡。

陈碧英返回瑞金后，便按照组织规定回到广东坪石兴梅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不久，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开始对共产党进行疯狂的屠杀，中共组织遭到空前破坏。陈碧英回到兴梅地区后，一直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一路乞讨回到老家，在兴梅山坝口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生怕女儿被敌人认出来，便劝她改嫁，钟情于董必武的陈碧英死活不肯就范。心疼女儿的母亲急了，一下跪倒在陈碧英的面前哭着说：“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不起来。”陈碧英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答应母亲的要求。在乡亲的介绍下，陈碧英与村里的一名老光棍结婚，开始了她并不愿意的新生活。从此，陈碧英与董必武天各一涯，但这份革命情谊一直永存心中。

董必武难忘苏区夫妻情

1975年春，董必武偕夫人何连芝在广州

1960年10月，董必武携妻子何连芝故地重游，来到江西瑞金。期间，董老提起隐藏心底二十多年的一桩心事：在瑞金时，他同陈碧英有过一段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感情甚笃，长征出发时夫妻分离，此后再也没有听到陈碧英的音讯。说着，董老眼含泪花，动情地说：“这是个很好的姑娘，救过我的命。她比我小了二十多岁。她要活着，还不满花甲，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可惜，董老这次瑞金之行，并未打听到陈碧英的下落，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岁月匆匆，一晃又过了几十年。

1996年夏，为落实一个党史专题资料，随广东梅州市委党史办的同行，来到粤赣边界的梅岭，在一个叫做牛角坳的山村敬老院，巧遇一位与陈碧英一同度过艰难岁月、时已九十高龄的老人。她叫肖桂芬，江西信丰人。1934年，她在粤赣省苏区妇女部工作。红军长征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肖桂芬到梅岭石背庵削发为尼。1935年6月，肖桂芬在石背庵见到陈碧英，得知陈的悲苦。此后两人常有往来，直到陈碧英病逝。至此，陈碧英的下落终于有了结果。同时，揭开了董必武在红都瑞金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董必武与的陈碧英的结合

董必武与陈碧英结成伴侣，是在“红娘”的牵引下，双方经过感情考验后实现的。
董必武到瑞金时，已经四十七岁，但仍孑然一身。他先任中央党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大家见到董老年纪那么大了，白天东奔西跑，晚上回来还要自己洗衣做饭，有些同志便为他做起了红娘。二十四岁的陈碧英就这样经人介绍走进了董必武的生活中。

陈碧英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随母亲乞讨，受尽人间凌辱和磨难。十五岁时经女友陈香莲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比投身革命。陈碧英办事果敢，斗争积极，1928年，她二十岁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0年年底她被党组织调往福建省汀州市，次年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多次到汀州搞社会调查，认识了这位热情心细、充满活力的姑娘，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当他得知有人将陈碧英介绍给董必武时，毛泽东非常支持，特地把陈碧英从汀州调到瑞金，安排在邓颖超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并要邓颖超力促此事成功。

邓颖超非常热心。一天傍晚，邓颖超、蔡畅、李坚贞来到陈碧英的住处。邓颖超悄悄地问她：“你觉得董必武这个人怎么样?他还没有爱人哩。”

陈碧英那白晰的脸蛋上，顿时泛起一抹红晕，低头不语。

见她默不作声，邓颖超笑着说：“董校长这个人心地善良，很会体贴人。你与他结为伴侣，是会幸福的。”

陈碧英的脸霎时红到耳根，她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角，微笑着不说话。

又是一个傍晚，邓颖超邀了贺子珍、李坚贞等簇拥着陈碧英来到董必武的住地叶坪洋溪村。跟董老打过招呼，她们就悄悄地离开了。

第一次与董必武单独在一起，陈碧英不免有些拘束。渐渐地，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年纪虽然比自己大出许多，但人挺温和，说话有水平，做事干脆利落，对年轻同志极为关心。尤其是看到董必武讲起亡妻心头大恸，禁不住热泪潸潸，对他更生尊敬：他不仅为人坦荡，而且有情有义。敦厚豁达的董必武，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年轻而单纯的心。而董必武眼中的陈碧英外表秀丽，言谈举止颇有气质，俭朴心细不怕困难，是位好姑娘。
洋溪离叶坪村有四五华里，董必武常抽空到叶坪村。叶坪村南有个绰号“长腰婆”的寡妇，名叫谢新娣，陈碧英就住在她家。董必武看到，陈碧英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服，打着绑腿，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出门工作时总是夹着一把伞，肩上挂着一个绿色布包，包口上缠着一条白色毛巾。这一身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当她脱下军装，赤着双脚，挽起裤管，同妇女们一起站在村头溪水中为同志们洗衣裳时，宛然是一位村姑。她的人缘极好，村子里的青年人称她“大姐”，老年人称她“陈同志”，姑娘、大婶称她“碧英”。董必武每次到叶坪，总对陈碧英增添几分好感。

一天，毛泽东见到董必武从陈碧英那里出来，便迎上前去笑呵呵地说：“还等什么呢?快办了吧。”董必武笑着点了点头。正当董必武考虑与陈碧英挑明关系、办理结婚时，中央党校校长任弼时被调往湘赣苏区，新的校长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兼任，这样，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在了董必武身上。另外，博古要求要转变党校的教学方向，要把苏共党史和苏俄革命史当成党校基础教材并加以背诵。董必武对此有异议，与博古发生分歧。为了说服博古，搞好党校教学，董必武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一天，董必武到长汀调查，当天乘夜色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快马失蹄掉进山谷，董必武摔成重伤。由于苏区缺医少药，董必武的摔伤久治不愈，加之又染上了疟疾，病势愈加危重，急病攻心，董必武几次昏迷不醒。大病中，他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照顾啊。此时此地，他不由得想起了陈碧英。

然而，当时陈碧英不在瑞金，去了兴国县搞扩大红军工作。细心的邓颖超知道董老需要人照顾，想着法子把陈碧英叫了回来。陈碧英得知董必武得病卧床，心急如焚地朝党校奔去。眼前的董必武已判若两人，陈碧英见如此模样，一阵凄楚悲怆袭入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落下来。

董必武强打起精神，安慰道：“小陈，哭什么呢?”
“董校长，你病成这个样子……”陈碧英抽抽噎噎。
“不要紧，摔那一跤，幸亏被树枝挡着，没伤着骨头；疟疾并不可怕，躺几天就会好起来的。”董必武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嗓门也显得高了。

“疟疾，不就是‘打摆子’吗?”陈碧英一听，转忧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有办法，我小时候就知道一个治疗‘打摆子’的秘方。你等着，我就去采药。”说罢，陈碧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一溜烟跑出门去。

傍晚，四周一片宁静。陈碧英将草药熬好，端着药碗，站在床前。
一股暖流传遍董必武全身。他接过药碗，“咕噜咕噜”几口，将药喝下。
这一夜，董必武睡得很香，次日一觉醒来，全身轻松了许多。

为了根治董必武的疟疾，陈碧英接连几天冒雨上山，采集了好几服草药。同时，她还向当地药农学到了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陈碧英每天采来草药熬好，看着董必武喝完，再给他碾制好跌打损伤药敷在伤痛处，才静静离去。十多天光景，董必武就可以下床走路了。

闯过了这道鬼门关，董必武心情格外舒畅。他深情地对陈碧英说：“碧英，这些天我是同病痛斗，你是同魔鬼斗，是你战胜了魔鬼，才使我摆脱了死神，恩重如山啊。”
“不，不能这样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陈碧英嫣然一笑，“我觉得你真好……”

“碧英，我们结婚吧，就在叶坪村。”董必武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
“我听你的。”陈碧英温顺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他俩的结婚报告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是他们的新婚洞房，董必武的一床夹被单，一床旧毛毯，是他们的新婚用品。叶坪村的群众弄来米酒、花生和水果，热热闹闹地为他们庆贺。毛泽东、周恩来、何叔衡、邓颖超、蔡畅等人乘兴赶来，举起茶缸、粗碗，共祝新婚夫妇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形影不离的恩爱夫妻

在瑞金，陈碧英的威信很高，样样工作都能拿得起，干得出色。邻里争斗，妇女之间闹矛盾，家庭不和，都愿找她诉说，请她调解。她除了干好工作，照料好丈夫的生活外，还常被群众拉来请去，累得喘不过气来，回到家就像散了骨架一般。董必武见了，劝慰她说：“做事不要太急了。家里的事我多干点。分心太多，往往什么事都干不好。”

陈碧英的文化水平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着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自己有时要外出没有时间，他就请徐特立给陈碧英“开小灶”，这样坚持了半年多，陈碧英的文化和工作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1933年4月的一天，陈碧英回到家后，还未进门就突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董必武听到后急急赶回家，从卫生队请来医生抢救。医生说，她得的是一种怪病，病一发作就会跌跤。这时有人告诉董必武，陈碧英此前就有这种病，累急了就发病，可当她醒来又当没那回事，又不顾一切地投入工作。董必武听了十分吃惊。

醒后的陈碧英见到守在身边的丈夫，眸中满噙泪水，愧疚地说：“这病我没能告诉你，不会怪我吧?”董必武心痛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病情发作时身边没人，后果会是怎样?”

第二天，董必武强拉着妻子来到中央红色医院，请了傅连暲院长作了详细检查。经傅连暲医治，陈碧英的病有了好转，病发次数明显减少。

此后，董必武极少让妻子单独行动。在苏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贫苦出身的陈碧英懂得很多可吃的野菜，并练出一手野菜加工技术。陈碧英有病，可姐妹们还得拉着她去挖野菜。有时，陈碧英单独去挖野菜，董必武总要跟着去，挖鳅鱼草、胡须草、莴草、野芋子。董必武一边跟着挖，一边跟着学，既学会了识别野菜，还学会了怎么做野菜，比如炒野芋子时要放点醋，莴草每次不能多吃，做法要变换花样，有的煮，有的炒，有的冲“八宝汤”，有的要加点米粉做成“神仙丸子”等等。这一技术，使董必武后来在长征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几次因断粮险些饿死，是路边的野菜解了饥苦。董必武曾说：“从碧英那里学到了识别野菜的本领。如果没有这套本领，我可能饿死了，也可能被那些不能吃的野草毒死了。”

董必武飞针走线、缝补衣服的本领，也是从妻子那里学会的。妻子有病，董必武有空就陪着她，她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学什么，久而久之，女人会做的活他都学会了。长征出发时，陈碧英还专门给丈夫做了一个针线包。长征途中，董必武曾给身边的战士们说：“碧英给我做的这个布包包可是个宝啊。有了它，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要不然衣服破了，鞋子烂了，临时到哪里去找针线布块?”在路上，他除了给自己补破衣破帽，也给战士们补。他还曾风趣地比喻说：“碧英是针和线，我就是一块破布。有了破布没有针和线，破洞就补不起来。帽子补好了，衣服鞋子补好了，补上去的破布看得见，可别忘了那小小的针和线啊。”

1933年3月，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左”倾中央领导人在苏区上下掀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党、政、军许多领导同志被戴上“罗明路线”的帽子被撤职、打倒。董必武心里清楚，这是一场“左”倾宗派主义打击异己的斗争。为了限制这场错误斗争的扩大化，他想方设法保护一些同志。虽然“左”倾中央领导人也屡屡对他暗示或施加种种压力，但董必武并没有畏缩。作为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虽然不很了解政治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她相信并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

1934年年初，董必武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在这期间，董必武严格监督和检察党风党纪的实施。特别是在1933年年底至1934年5月中央苏区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检举运动中，董必武不徇私情，依法严惩苏维埃的贪官、蛀虫。据1934年3月统计公布的结果：贪污分子送最高法庭审判的有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审判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予严重警告的二人，给予警告的四人。
在这场大规模的检举运动中，陈碧英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除了在生活上给丈夫无微不至的照料外，从不去干扰丈夫。有人向她打听有关消息，她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知道”，有人想走她的后门说情，她回绝道：“老董不听我的，我去说了也没用。”如中央粮食调剂局担任收集粮食工作的刘某，利用职务包庇贪污分子，阻碍群众检举揭发，自己经管的账目混乱又不许检查，公然无视党纪国法。刘某的问题被立案审查后，他多次找到陈碧英，走“夫人路线”以求蒙混过关。没料到陈碧英不吃这一套，刘某碰了鼻子。刘某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的惩处。

董必武对妻子的评价是：“碧英这同志很本分，从不对我施加影响来为别人走关系，这是很可贵的。”

挥泪决别情未了

1934年7月，中央机关开始从叶坪；沙洲坝西迁，董必武夫妇住进云石山梅坑村一户大祠堂里。

到了9月，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一夜间，大路上忽然出现了路标，写着“长江”、“黄河”的纸条摆在地上。这样的路标一天天多起来，人们满怀疑虑望着这些西指的箭头，虽然上面没有任何解释，也能感觉到形势不妙。人们开始悄悄地议论起来：“看样子要行动了!”“恐怕红军要走了!”

一天，陈碧英听到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要撤出中央苏区的消息。她焦急地等待着丈夫回来。一见到董必武，陈碧英就急切地问：“必武，我们是走还是留?”

董必武坐在凳子上，神情十分严峻，摇了摇头说：“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陈碧英坚定地说：“反正我是要跟随你，你走我也走，你留我也留。”

没过几天，董必武就接到随队伍转移的通知，可是陈碧英并没有接到通知。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有规定，除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带家属。确实需要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

董必武希望妻子能同自己一起走。根据统一安排，他带妻子到医院进行体检。没料到，陈碧英的体重差了一斤，被刷了下来。

陈碧英顿时泪眼汪汪，董必武的心情也很沉重。但是，这是组织的规定，有什么办法呢?他耐心地劝导妻子：“分离是暂时的。到时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董必武知道妻子那种突然晕倒的怪病并未根治。于是他带着碧英到傅连嶂那里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开了些药，千叮万嘱碧英务必要保重身体。

队伍就要出发了，陈碧英坚持要送丈夫上路，送了一程又一程。董必武多次劝阻她别送了，她却噙着眼泪摇头，继续相送，一直送了三天、三夜，快要走出中央苏区了，董必武狠狠心，坚决劝她回去：“莫送了，倒转去吧，你还要一个人走几天回头路啊!”陈碧英很不情愿地站住了，把系在腰带上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递给董必武，声调哽咽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啊!”

望着陈碧英转身往回赶路那艰难、沉重的身影，董必武的泪水终于涌了出来。他在心里暗下决心：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要回来接她!可谁能料到，这一别就再也没有了她的音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次，董必武曾感慨地对范秀英说：“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革命就一定胜利。个人要服从党。出发时我爱人陈碧英，组织上叫她留下，我半句话没有。可谁想到，现在连她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董必武暗自思忖：我就不相信会找不到她。有机会我一定要回瑞金去，活着找到人，死了找到骨。但是，长时间的打听仍未有陈碧英的半点信息。在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积极催促下，董必武在延安与何连芝结了婚。婚后，董必武坦诚地对何连芝说：“陈碧英是个很好的同志，我至今还想着她。”

1946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在撤离延安时，组织要求所有人都要精简行装。这时，何连芝见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小手电筒，认为没有用了，便随手把它扔了。不久，董必武找不到这把手电筒，便问何连芝，何连芝说把它扔了，董必武顿时火起：“你怎么不问一问就把它扔了，那是在江西出发时陈碧英送给我的，你好糊涂啊！”

是啊!他打着这把小手电筒，走过了一道道水，翻过了一架架山，电筒里的电池用完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千难万险中，在饥寒交迫中，他把小手电筒放在小包袱里，将这把空手电筒连同思念之情一起背到了延安，如今，却让何连芝当成废品扔了，他怎能不气?
何连芝哭了，她知道这极大地刺痛了董必武的心。这事，何连芝一直感到很愧疚，就在她逝世前夕，何连芝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了那个手电筒!”

再说陈碧英。她与丈夫分手后，抄近路返回瑞金。按照组织的决定，她回广东坪石兴梅地区开展地下工作。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党的组织遭到空前破坏，到处一片白色恐怖。陈碧英在兴梅地区苦寻几天，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万般无奈的陈碧英一路乞讨，终于在1935年3月底，在兴梅山坝口找到了母亲。

父亲和弟弟都被还乡团杀害了，母亲只身逃离家乡后给人打短工。在陈碧英来到母亲身边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母亲还赞同女儿去找组织，希望她还能回到党里去和董必武团圆。可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母亲的这种愿望渐渐变淡了、，她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她的身份一旦暴露，那是非杀头不可的。母亲的担心与日俱增，一天，母亲拉着女儿说：“碧英啊，董必武已经走了，情况怎么样很难预料，你快三十的人了，另找个人家吧。这样一是生活有个着落，二是我们母女也不易被人认出。”陈碧英听了死活不依。母亲急了，跪在女儿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不起来。”陈碧英又哭又拉，母亲就是不起来，陈碧英痛哭流涕跪在母亲脚下，心如刀绞，痛苦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女俩离开了山坝口，来到石背庵乞求神灵保佑。就在陈碧英就跪地秉香，流着泪暗自为董必武祝福的时候，一位尼姑从身后轻轻走来，陈碧英起身一转过来，尼姑便迎上前去：“碧英，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了”陈碧英一眼便认出肖桂芬，肖桂芬将陈碧英拉到自己的房内，姐妹俩互相诉说着遭遇的困境。

陈碧英也想削发为尼，这样她可以“清清静静”地等着与董必武团圆。可当她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说，母亲痛苦地哭泣起来：“碧英，你要做了尼姑，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陈碧英心软了，在石背庵住了几日，便随母亲来到梅岭山牛角坳的山间小村住了下来。

经人介绍，陈碧英与该村的老光棍严修道结婚。由此，母女俩与严修道一家三人，在山间耕作，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来了。
谁也不知道陈碧英当过红军，做过董必武的妻子，村里人就知道这是一对逃难的女人，说严修道遇到了好福气，一下子添了两个善良能干的女人。陈碧英对那段历史也一直缄口不提。

光阴荏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陈碧英除了不时到石背庵与肖桂芬聚聚外，哪里也不去。后来，石背庵遭匪徒浩劫，肖桂芬转到十几里外的南山庵，姐妹相聚的机会更少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一天，肖桂芬急匆匆赶来，悄悄地对陈碧英说：“董必武还活着，住进了北京。”陈碧英听了，沉压了十几年的思念之情进发出来。

可是不久，陈碧英得知董必式已与何连芝结了婚。在瑞金时，何连芝任过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是自己的好姐妹。陈碧英只好把激情收回肚子里，昂头朝天长叹道：“这是天意啊!”

自此，陈碧英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往事，因为她觉得那段往事总会勾起内心太多的苦涩，不堪回首。她在心中默默祈祷，保佑董必武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1983年7月，陈碧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两个月后，七十五岁的陈碧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时，董必武逝世已有八年了。生前他们夫妻终未能再相见，但他们纯真的爱情却永远感人肺腑。

附录：董必武第三任夫人-何莲芝

何莲芝，万源丝罗乡人，生于1905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万源县游击队长、中共万源县委妇女部长，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7年1月，51岁的董必武终于来到了延安。因多年得不到陈碧英的消息，人们都认为陈碧英已离开人世，经李坚真同志介绍，董必武和原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的四川姑娘何莲芝相识，结成终身伴侣。

何莲芝在替董老整理行装时，发现行李中一扎扎新旧夹杂的布条和一个锈蚀的手电筒，她很奇怪地问：“行军那么艰难，听说你把书都烧了，怎么还背着这些没用的东西？”董老解释说：“破布条子是捆鞋用的。别人会打草鞋我不会，鞋帮坏了就把鞋底捆在脚上；鞋完全坏了，不能捆了，捡别人扔了的破鞋捆在脚上走路。”“那么这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为什么不扔掉呢？”董必武接过手电筒，端详一阵，说：“留着吧，这是我从江西撤退时一个战友送的！”胡宗南进犯延安，撤离时，锈手电筒被何莲芝“精筒”掉了。董必武知道后，从不发脾气的他“借故”冲何莲芝发了一通火。革命胜利后，生活安定下来，董必武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对何莲芝讲了，夫妻俩多次托江西的同志查询陈碧英的下落，都没有消息。为寄托深情的怀念，夫妻俩在给爱女取名时，以“楚”代表湖北老家的结发妻子黄俊贞；碧为青玉，取“青”代表陈碧英，给女儿取名楚青。何莲芝夫人后来也常对女儿讲起两位妈妈的故事，直到逝世前不久，她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掉那把手电筒啊！”


1952年春天，董必武得了肺炎，高烧卧床不起。卧室的窗外是一丛翠竹，她们在微风里浅吟低唱，在阳光下刚劲有节，在月光下又清秀阿娜。触景生情，董必武挣扎着起床，挥笔赋诗一首《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诗里寄托了董老对两位妻子的怀念，并向她们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莲芝相继担任政务院（即国务院）法治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秘书，协助董必武处理了大量日常工作。1980年在北京病逝。


（来源：中国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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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历史真相：“红色中华第一市、福建第一个设市城市”-汀州市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汀州市（1931年9月-1934年10月）是中央苏区唯一的设市城市，也是福建省第一个设市城市，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及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福建苏区的首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当年国家八部委及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省级机关均设在汀州市，被誉为“红色小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开展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瞿秋白等先烈在此捐躯。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军容军威在这里整肃，第一块津贴银饷在这里筹发，第一顶红军斗笠在这里编制，第一批军需物资在这里生产，第一所红色医院在这里创立，第一家金融工商在这里运转，第一波邮电信息在这里开通，第一条外联命脉在这里迎护，第一脉革命火种在这里燎原，第一抹云后曙光在这里升腾，红军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仗-长岭寨战斗在这里打响，中央苏区的第一支赤卫队在这里建立，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在这里诞生，第一座建制城市-汀州市在这里诞生……

设立汀州市是根据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的规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的指示，于1931年9月在福建长汀范围内新设汀州市，并在汀州城成立了中共汀州市委、汀州市苏维埃政府。

1931年9月11日,红一军团第十二军配合闽西地方红军新十二军攻克了福建汀州，使闽西苏区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随即，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从永定的虎岗迁设汀州。为了加强革命斗争的领导，1931年10月经闽粤赣持委的批准，成立中共汀州市委。

汀州市首任市委书记王观澜（后罗忻然、梁国斌、彭儒任汀州市委书记），董必武的第二个妻子陈碧英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成立共青团汀州市委，共青团汀州市委首任书记陈家钦（后何廷一、廖玉珍任共青团汀州市委书记）。

经闽西苏维埃政府批准成立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汀州市首任市苏主席饶根（后张必发、曾志向任市苏主席），同时成立汀州市总工会，汀州市总工会首任主席黄玉书（后包含兴、彭光录、赖光昭任汀州市总工会主席）。

根据对汀州城市管理的需要，汀州市苏维埃政府设有内务部，首任部长钟流明；财政部，首任部长曹桂芳；国民经济部，首任部长邱金生；裁判部，首任部长邓兴和；妇女部，首任部长马长子；及设有文化部、政治保卫局、红色民警局，及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

汀州市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直辖市，下辖东郊、西郊、南郊、北郊、中心、红鄞等六个区，汀州城区总人口近5万人。

汀州市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汀州市有汀江舟楫之便，虽遭敌人封锁，汀州人民不惧生命危险，挺身为红军运盐运药，红军第一部电台就是从白区运到汀州的。苏区的汀州城、水东街、十字街商肆毗连，商业之盛为闽西之冠。手工玉扣纸、毛边纸，烟叶、米、豆、木材，在商人的疏通下，仍能偷运广东，潮汕出产或其他城市的百货、棉布、海味、药材也能在夜半或天曙前肩挑来汀州。红军第一套军装是在汀州赶制的；红军的斗笠是毛泽东同志在汀设计编制的；红军的布告、报刊宣传品，许多是在汀州印刷的；苏区最早的钞票、邮票是汀州人黄亚光同志绘制设计的；第一所红军医院是傅连暲同志负责筹建的。工农银行在汀州城，银行里金塔、银塔的展出，成为苏区金融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二次国央革命战争时期，汀州市是赣南、闽西物资集散地和工商业城镇。中华商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纸业公司等国家级企业都设于这里。全市共有公营、私营企业500多家。其中私营企业的京果店117家、洋货店（百货店）28家、布店20家、油盐店20家、药店17家、纸行32家、酱果店9家、锡纸店27家、金银首饰店14家、酒店46家、客栈饭店31家。全市商店林立、市场繁荣，相似上海，是中央苏区最大的一个中心城市，被誉称“红色小上海”。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苏维埃区域，大多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偏僻山区，虽有利于开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却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了支援革命，汀州苏区人民不仅积极投入革命战争，而且踊跃参加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汀州市便是在苏区建设中脱颖而出的典范。特别是汀州市的工业、手工业，当时是中央苏区工业的骨干力量。1929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临时被服厂（红军被服厂）设立在福建汀州，该厂主要生产军用品，保证红军需要。1930年，中华织布厂成立于汀州，以纺织纱布、布匹等军用品为主，支援前线。同年，中华苏维埃贸易公司、中华纸业公司等商业机构设在福建汀州，分别经营棉布、烟叶、香菇、钨砂、废铜旧铁等土特产品和土纸贸易，通过收购外销，打开商业门路，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商品，满足市场供应。1931年，红军斗笠厂又在福建汀州设立，日产斗笠1000多顶。随后，闽西工农银行从涂坊迁入汀州市。1932年，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来到汀州市筹办福建分行，并附设熔银厂。这些金融机构为组织资金，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作出了很大成绩。福建军区兵工厂、军区后方医院、中华贸易公司福建省分公司、闽西列宁书局也设在汀州市。在长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这批骨干企事业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带动下，公营、私营、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先后办起了樟脑厂、熬油厂，还有炼铁厂、斗笠厂、熬盐厂、弹棉厂，成立了汀州市粮食调济分局，县、市（区）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供销社等经济组织，以及造纸、织袜、烟丝、雨伞、木器、竹具、农具、石灰、砖瓦、陶瓷等20多种的手工业生产单位。红色旅馆、饭店等服务行业也搞得很活跃。据统计，汀州市城区各种商店达360多家，光水东街的大小商店(摊点)就有100多家。另外，在汀州市城区还开辟了两处红色市场，单大米一项，每天交易达六七万斤。赶集的商人、百姓上万人。市场贸易兴旺，沟通了汀州市与瑞金、石城、会昌、宁化、上杭等县的经济联系，使汀州市成为赣南、闽西主要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汀州市的市面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成为中央苏区的商业重镇。

汀州市经济建设带动了汀州市文化建设。全县普遍办了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俱乐部，成立了工农剧社汀州分社，积极发展苏区的戏剧事业，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别是妇女儿童积极参加政治和文艺宣传活动，做了大量工作。还利用闽西列宁书局印刷所出版发行了大批适应群众阅读的政治、文化、科学常识读物、报纸、文告等。开展文化建设，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促进了福建苏区的经济建设。

汀州市对红军长征也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出发前夕，福建汀州人民突击完成“收集5万床被单”、“借谷60万担”、“募集20万双草鞋”的支前任务。汀州市所属的长汀、汀东、兆征三个县，当时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的59000担，超额完成8000余担，那时候当地的一些作坊曾日夜加班生产军需用品。在1934年9月，汀州市红军斗笠厂就生产了20万顶斗笠，保证红军战略转移时每个指战员都有一顶斗笠，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区域内是不多见的。汀州市红军军服厂，赶制了大量军衣、军帽、绑腿、被单、夹被、子弹袋、干粮袋等，汀州市铁厂、兵工厂，为每个战士生产了二至四个手榴弹。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兵分两路，从长汀钟屋村起步出发长征，经河田前往汀州城；10月3日，红九军团两路汇合到达汀州城后，在汀州城休整了4天。10月5日，汀州市为即将出征的红九军团，每人发给一件新灰斜纹布薄棉衣、一条新灰夹被、三双新草鞋、几斤口粮。10月6日晚，红九军团从汀州市出发，经古城向江西瑞金、会昌，开始长征。主力红军长征后，为粉碎国民党军队企图于1934年10月占领汀州城的计划，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没有主力红军依托的情况下，汀州军民在汀州城外围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实施战略大转移。汀州这块红土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付出巨大的牺牲。

建国后的福建汀州人民，遵照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汀州城市处处旧貌变新颜，使今日汀州城更加繁荣昌盛。汀州城区人口现已达15.3万人，2010年汀州城区人口争取达到20万人以上，2020年汀州城区人口争取达到35万人以上。

“红色小上海”-福建汀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已成为赣龙铁路的中点城市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西部重镇，力争早改市，努力早日实现重设汀州市的良好愿望，加快进入中等城市之列。

解开历史真相：中共汀州市委、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旧址-汀州如意宫

中共汀州市委、市苏维埃政府旧址-汀州如意宫在汀州水东街仙隐观前（位于今长汀县汀州镇水东街人民巷9号），始创于宋代，屡有修葺，是闽西地区最大的财神庙。

汀州如意宫有石雕宫门、戏台、石砌大院、左右走廊。大门为石砌门楼，有石狮一对。进戟门为前厅，采用海棠纹式栌头承托双层如意斗拱。昔日在前厅筑戏台，每年有外江班（汉剧）在此演出。天井走廊可容纳观众几百人。正厅前廊为轩顶棚式，木构架为穿斗式，十一檩前后廊，面阔约三间，进深三间。明间金柱粗大，八角鼓镜式石础、柱梁、额坊均有粗工雕饰，图案有龙凤呈祥、富贵花开等。殿顶为正方形藻井，用双层如意斗拱承托，四角有雕刻垂球。是一座石、砖、木结构的祠庙建筑。正殿前廊的西边开有门，通厢房，为直廊式的结构，是如意宫的配套建筑。有宽阔房间和花厅，设有花架的天井，走廊式的通道。另开一门，为如意宫的侧门。庙门外大街，昔日南北各有跨街的圆门，显得如意宫的庄严堂皇。大门前为汀江河岸，在此眺望隔河的龙潭石林、云骧阁一览无遗。

据旧《长汀县志》载：“如意宫道光二十七年改建，与‘仙隐观’并列，而对龙潭”。可知如意宫在道光以前已经建有此庙，也说明清代时汀州水东街已是繁荣的商业贸易区，当时汀州的经济贸易已经很发达了。如意宫是历代商人供财神的庙宇。财神即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师，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赤黑多须，跨一黑虎。民间所雕塑的财神，都是这种形象。汀州如意宫财神之大不亚于汀州城各庙神祇，为闽西财神庙“如意宫之冠”。

经过近十余年调查考证，1931年10月中共汀州市委、市苏维埃政府在汀州如意宫设立，中央苏区唯一的一座设市建制城市-汀州市由此在这里诞生，汀州市是中国共产党人亲自创立设立的第一座设市城市，享有“红色中华第一市”之盛名。

汀州市首任市委书记王观澜（后罗忻然、梁国斌、彭儒任汀州市委书记），董必武的第二个妻子陈碧英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成立共青团汀州市委，共青团汀州市委首任书记陈家钦（后何廷一、廖玉珍任共青团汀州市委书记）；汀州市首任市苏主席饶根（后张必发、曾志向任市苏主席），同时成立汀州市总工会，汀州市总工会首任主席黄玉书（后包含兴、彭光录、赖光昭任汀州市总工会主席）。

根据对汀州城市管理的需要，汀州市苏维埃政府设有内务部，首任部长钟流明；财政部，首任部长曹桂芳；国民经济部，首任部长邱金生；裁判部，首任部长邓兴和；妇女部，首任部长马长子；及设有文化部、政治保卫局、红色民警局，及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汀州市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直辖市，下辖东郊、西郊、南郊、北郊、中心、红鄞等六个区，汀州城区总人口近5万人。

汀州市的设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支援苏区革命、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大量提供中央红军长征所需战略物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汀州市委、市苏维埃政府旧址-汀州如意宫1997年12月被公布为第四批长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划定保护占地范围383平方米。


































（来源：长汀网）

野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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