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客居济南60载的八旬长汀老人的回忆(4)

青发渔樵 · 发表于 2015-9-8 12:57:49

                     农村工作六年
   1950年元月的一天，我正在离家十余里路的亲友家合伙做年糕时，母亲捎信来叫我赶紧回家。原来，家乡古城镇刚刚解放，要成立古城区工作团，负责人余志平与我父亲有点交情，加之镇上有文化的青年人不多，我们孤儿寡母，成分也行，就替我报上名，把我吸收进去。稍后又送我到地委参加地委干部培训班。
      结业回来担任古城区财粮助理员。通过这次短期学习，加上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我才知道一些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及行动。我当时十分崇拜共产党，十分向往党所描绘的美好未来。
      我的工作热情极高。开始主要为过往的解放大军筹办粮草，特别是喂马的稻草，用量很大，得经常到村里购买。我很积极，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找寻马料，要走许多路程，也不嫌苦与累，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后来则主要去村里征收公粮。我小时候学会的“左手称盘，右手笔”的技能，显出极大的优越性，算账记账比谁都快。
         为了宣传征粮政策，我也经常到村里召开会议。开始面对参加会议的人，很害羞，耳根发烧，很不自然，后来渐渐锻炼得放得开了。村里群众一般叫我“小同志”，有些年纪大点的则常叫我“小先生”。
      刚解放时，土匪猖獗，就听说有工作团在偏僻的乡村开展工作时，被土匪一锅端的惨剧。所以我们那时都配枪，我先后配过勃朗宁、驳壳枪和左轮手枪等。
      那时从古城镇到长汀县城极不方便，一天只有一班从江西赣州到长汀县城的客车，过往的货车倒不少。我们有事到县城去时，就搭坐这种不花钱的货车。车厢里有货坐不开，便坐在车棚上，安全性能很差。通往县城的公路是沿山开凿而成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另一边则是万丈山谷。路面是沙土铺成的，路很窄，容不下两辆汽车同时驾驶。整条公路绝大部分路段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坡度很大，东拐西拐。坡陡艰险，行车更是险境丛生。有一处叫“牛头岭”的地方，非常陡峭，从下往上看，帽子都会掉在脑后。到山顶则便是和上来时一样陡峭的下山路，而且在中间还有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在这处经常有车直冲崖下，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
      有一次我搭货车走这段险路，和我同坐这辆汽车的有七八个解放军。有的坐在汽车厢棚上，我和二个解放军坐在驾驶室顶棚上。汽车速度很快，急转弯拐得大了一些，撞到一侧的山崖，车子一下子翻了，横躺在大公路上，车顶上的人全都被抛甩下去，我被抛出几米远的地方，有的伤腿有的断臂，有一个解放军被压在车厢下，只露出个头，痛苦地叫喊不止，我提议用棍子撬起车厢把他弄出来，可大家都说路这么陡，弄不好车子滚过来把我们都压在下面，再说汽车这么重，我们几个人都不同程度负伤，根本没有力气顶起来。我们只好匆匆离开，徒步到县城报警。我到县城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还好，一行人数我幸运，只是膝盖上受了点轻伤，别无大碍。别人都说：“你真命大啊！”
      1953年我调到南阳区（陈丕显的故乡，现已划归上杭县）政府工作。这时工作人员的待遇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供给制”实际上就是政府管吃，管穿，管住，另外每月也发很少一点津贴，共买生活用品的开支。供给的伙食分三等，分别为“大灶”“中灶”和“小灶”。改为“工资制”后，干部分二十九个级别按月发工资。我定的是二十三级，接近五十元。
      1950—1956年，我业余时间读了不少中外小说，并比较系统的研读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同时也经常写作，不断向《闽西人民》《福建日报》《福建青年报》《人民日报》等报纸投稿。主要是新闻、通讯、杂文、民歌等体裁。其中有一首《六十三岁女犁手》的民歌，发表在《闽西人民》，后被福建省民间文学研究会选为范文，收集评点发表。杂文《也谈“他妈的”》刊登在《福建青年报》显著位置并加编者按点评。平时与包括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在内的几个志同道合者者经常聚会，相互唱和，畅谈文学，在县内小有名气。

                  我的同学、同事和同乡
      离开家乡已近60载，沧桑浮云，往事如烟，曾经的同学同事老乡已忘却大半，只依稀记得少数一些。
      初中同学5人：
      蔡荣宗，个头瘦小，福建师院专科毕业，解放后在长汀师范教书。
      童平章，其父是银匠，文绉绉，长得挺白。据说解放后童平章在长汀文化馆工作。
      戴永跃，其父曾是长汀县医院院长，初中时，他曾邀我去他家族祠堂借宿一个学期。
      钟佳猷，上初中时，我们交往不多，他在班里学习非常出色，印象深刻。后来在路上碰到他，他说去瑞金参军。
      余景华，古城镇人，初中比我高两级。上初中时，有一年邀我去他姑母家借宿，那是我上初中住得最舒服的地方。我俩关系很好，曾经保持联系相当长时间。

   同事9人：
      胡航风，永定人，长汀县供销社干部，工作能力很强，我俩很谈得来，都喜欢文学。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
      陈伯舫，南阳区文教助理，英文极好，我俩意气相投，1954年他调漳平工作。1959年我休学回长汀，曾拜访过他。当时他正负责筹建一个工厂。
      严经彬，原是南阳区同事，民政助理，后升为长汀县县委组织部长。他办事很稳当，对我很照顾。1960年我休学在家，曾经托他购买回山大的汽车票。
      郭胜藩，解放后他是调到古城区较早的一批干部，后去县委宣传部，经常去学校调研。
      林志经，年纪比我大不少，50-51年担任古城区会计。他有一次到我家，看到我母亲，非常惊讶地说：“你母亲怎么这样年轻！”
      李舒豪，解放后，原是县里的干部调到古城区工作，1959年任长汀县教育局局长。
      张连青，是部队南下干部。他在龙岩工作，我俩关系很好，我代替余志平到龙岩参加地委培训班时，他曾主动想介绍我入团。
      汪书记，名字已忘。时任南阳区区委书记，对我很关怀、欣赏和器重。曾一度想调我担任他的秘书，还想介绍我入党，均受阻。
      蒋笑钗，1955年从龙岩农校毕业分来南阳区工作。她清秀美丽，活泼大方、纯真可爱。我们都喜爱阅读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小说，她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万尼亚”，我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刘勃卡”。这两个人名是苏联法捷野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的人物。万尼亚在《青年近卫军》英雄谱里被人们称为“教授”和“诗人”，他有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憨厚，也有读书人的沉静好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而刘勃卡则是一个活泼、机灵而可爱的女孩，被称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穿裙子的邱列宁”。我们一直保持着真挚纯洁的友谊，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同乡8人：
      刘尧基
      刘尧基是福建长汀县古城镇人。我和堂兄从古城镇来长汀县读初一时，就暂居刘尧基的宅第，说是宅第，准确的说应该是刘氏祠堂。他中等个子，宽脸庞，慈眉善目，从不与我们这些小房客说话。
         刘尧基是国民党长汀县的党部书记长，长汀即将解放时，原县长仓皇逃跑，不知去向，刘尧基暂任长汀县县长几个月。他自恃平时为德乡里，没有大恶，就没有出逃。虽然它的口碑不错，但解放后仍被镇压。
      他有三个儿子。解放后，大儿子刘舜生去了东北，二儿子去了台湾，三儿子刘春生师范学院专科毕业。
      胡子垣
      胡子垣是长汀县古城镇的著名土豪、保安团头子。小时候见过他一次，胡子垣两撇山羊胡，骑着高头大马，一身戎装，耀武扬威地在古城镇小小的街上晃过。他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凶。当时他已经离职，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镇上的很多文化娱乐活动大都由他一手操办。
      胡子垣住所离我家相隔七八家，在天后宫斜对面，广场旁边。他家有一部手摇留声机，那时在这个闭塞偏僻的乡镇是非常时尚新鲜的玩意，胡子垣就将它放在大门口，放唱片给乡亲听。
         记得镇上有个乞丐，穿的破破烂烂，有小偷小摸的习性，有一天被人吊在桥上整整一天，活活给吊死了。估计十有八九是胡子垣干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本分，经商，做稻谷生意，小儿子则子承父业，担任了本乡保安队队长。小时候听大人说过，有一段时间，江西瑞金的国军来古城镇，在河里捉鱼，与当地民团武装发生冲突，古城镇一条街道上有个碉堡，里面的驻守民团开枪打死了一名江西来的国军士兵。胡子垣的小儿子（当时民团指挥）在碉堡中竭力用身体挡住枪孔，不让再射击。后来胡子垣的小儿子不知何原因自杀身亡。
      胡子垣有个哥哥，叫胡子英。和我原来住的中街宅子望门而居。他开中药铺，为人随和，与他弟弟性格迥然不同。他有一双儿女，儿子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女儿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来嫁给了刘尧基的大儿子，去了东北。
      林太福
      他是古城镇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回到县里，是团长级别，担任了县武装部部长。他是个大老粗，老乡观念很重，挺照顾老乡。有一段时间，需往各乡村派住公安干警，他就把古城镇的很多老乡派去充任（这种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其中就包括在我家住过的小伙子姚绍基。
      林育贵
      他是古城镇人，老家在平远。古城镇刚解放时，他担任区公所仓库保管员，镇反刚开始时，因他当过一阵子伪警察，心里很害怕。就在除夕之夜抛下老母，一人连夜乘火车逃回老家平远，据事后他讲，那天火车上除了他几乎没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他临走时把钥匙和账本一起交给我，让我代管几天。
   1960年，我把母亲送回老家，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很热情，那时他母亲也回到平远与他住在一起。
      谢钦炉
         他曾是我就读长汀县立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他教几何教得非常棒。有一次我接到平远老家士礼哥的一封信，被他偶然看到，遂对我说，哦，你也是平远的啊。
      1963年，已经在济南工作的我回老家广东平远探亲，在大哥家住了大约20来天。得悉谢钦炉老师已经回到平远，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后来听说他升任平远县教育局局长。
   钟姓邻居
   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搬到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户人家，平时只有母亲子四人，据说当丈夫的在外面是国民党的大官，经常寄钱来。
   解放前夕，那人从外面回来了。那时除夕之夜有个风俗，就是零点起床煎年糕，那年，他比我早起了一会，年糕已经煎好，他很热情请我吃。记得每当我拉京胡时，他就在一旁以手敲膝打节奏，据说他京胡拉得很好，可惜我很腼腆，当时没有向他请教的意识，现在想来至为可惜。他回来不久，就被在长汀县当军事科长的老乡聘去当家庭教师，教授他女儿京剧。再后来听说他被镇压了。他的大女儿（名字已忘）师范毕业，嫁给了上杭县的一个军官，后离婚，那个军官去了台湾。他的儿子叫钟明涛，他的小女儿叫钟璧影。
      余志平
      他是古城镇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余志平是我的老领导。古城镇解放后，就是他点名要我参加工作的。他中等个子，长的一表人才。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和他朝夕相处，但他从来不对我们讲他的传奇故事，所以当时真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光荣的革命历史。
      我参加革命工作时，尚未满16岁。稍后又到龙岩参加了地委干部培训班。本来这个干训班是各区第一把手参加，古城镇应该是余志平参加的，余志平对我说，你去吧。我感到很为难，到长汀县找到副县长吴德贤，吴德贤说让你去你就去吧。就这样刚参加工作无一官半职的我与各区的一把手徒步前往300余里地之外的龙岩参加培训。
      没过多久，余志平就被人替换了。1959年，我回到古城镇照顾生病的母亲，还专程去镇上余志平的小酒铺看望过他，余志平那时看到我来了，表情僵硬，只是微微点点头，就再也没有话说了，两人枯坐了一会，我告辞出来，心里还纳闷余志平这是怎么了。
      最近在网上读到他的一篇传记，才知道原来他那时被人诬陷了，长期的精神痛苦和压抑，使他很可能得了抑郁症。
      网上的《长汀人物志》里， “余志平”的简历如下：
      余志平，又名景禄，乳名观寿生，长汀古城乡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于贫农家庭。念完小学后在家耕田，打柴。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经李国玉、刘宜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年(1929)十月二十二日，曾参与领导“古城暴动”。翌年5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12师，任司令部书记，参加长沙战斗及3次反“围剿”。当部队开往广昌时，他因患重病留宁都东山养病，于二十年(1931)一月辗转回到古城。历任古城区苏维埃主席，模范师政委、汀东县委书记等职。红军长征后，留在清流、明溪、宁洋、大田、龙岩一带坚持游击战。二十四年(1935)春，在宁化淮土作战中左肩部受伤，同年十月游击队被冲散，他巧扮挑夫，经连城辗转回家。在古城以做豆腐、开酒店为掩护，继续开展秘密革命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新四军二支队路过古城时，余志平要求随队北上抗日，但因哥哥余志荣已在部队，祖母年迈须人照顾。于是，张鼎丞劝其留下。翌年三月，中共汀瑞县委派曾国祥与他联系，成立古城党支部，指定他为书记。并以“士心”为支部番号，带领支部成员开展搜集情报、宣传抗日十大纲领革命活动及秘密购运弹药、粮食、布匹等任务。常以管槽老板身份来往于四都楼子坝竹园山纸槽，请示汇报工作。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余志平受县委派遣，打入古城乡公所任户籍员，恰逢闽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云集古城、四都准备“清剿”汀瑞游击队，他及时将情报报告县委、同时率支部成员烧毁汀瑞公路桥，数次切断沿途电话线，使游击队安全转移。三十一年  (1942年)至三十五年(1946年)间，长汀县府曾多次通缉一批中共党员，幸他情报及时，使古城、四都5个党支部30余名党员安全脱险。同时，他还派人将保存的步枪、手 liudan、子弹送交游击队，为使游击队便以化装行动还送去10余套国民党军服。一次，游击队员穿上国民党军服，不花一枪一弹，取得智袭青山铺的胜利。汀瑞游击队停止公开活动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三十八年(1949)八月，瑞金县解放，解放军派员来古城找余志平联系筹粮，他即将乡公所存粮二万余斤稻谷运往瑞金。
      1949年10月长汀解放后，余志平历任古城工作团主任，古城区副区长。1951年1月，被诬告犯贪污罪判刑3年，经复查于1953年5月无罪释放。不久，又被错戴地主分子帽子，被管制劳动。1956年10月撤消管制。1978年摘去地主分子帽子。
      1980年7月17日，余志平自缢，终年72岁。他生前曾多次申诉，并请求恢复党籍，均未获准，1983年12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复，恢复他的党籍。